精巧服帖的剧本设计、细腻真实的人物刻画以及朴实无华的视听语言共同构成了这部颇具现实意义的导演处女作，《金都》聚焦由邓丽欣饰演的31岁港女张莉芳，借其真假结婚的两段经历深入探讨婚姻与自由等话题，以细腻的笔触真实临摹当下青年男女面对婚姻问题的复杂情绪。

导演黄绮琳本科就读于中国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学专业，毕业后考入中国香港浸会大学攻读电影制作艺术硕士学位，在校期间创作的两部短片《赤蜡角到天水围是我爱你最佳距离》（）、《落踏》（）都聚焦都市情感关系，用大量的细节塑造真实的人物形象。毕业后的黄绮琳加入港视（HKTV）当职业编剧，之后又参与《玛嘉烈与大卫绿豆》《叹息桥》等多部脍炙人口的电视剧的创作。

迈过“三十而立”的门槛，面对家中长辈的频繁督促，黄绮琳突发奇想，下定决心创作以30+熟女为主角，讲诉现代女性在婚姻这个所谓的人生必经关卡面前左右摇摆、迷茫失措的故事，于是她以自身恋爱经历为模板，将多年来对爱情的体悟和对婚姻的思考融入其中，完成了《金都》的剧本初稿。

《金都》的顺利拍摄得益于由创意香港和香港电影发展局推动的“FFFI首部剧情电影计划”，该计划分为大专组与专业组，提供相应的奖金助力新人导演完成长片处女作。近年来，颇受好评的香港本土电影如陈志发的《点五步》、黄进的《一念无明》、陈小娟的《沦落人》、张经纬的《蓝天白云》以及谭惠贞的《以青春的名义》都出自首部剧情电影计划。

可以说，首部剧情电影计划为香港影坛开辟出一块独一无二的试验田，不仅为优秀剧本的孵化与落地保驾护航，而且提供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以供新人导演实操磨练。《金都》在第四届首部剧情电影计划“大专组”中拔得头筹，获得了万港币的奖金资助，在这笔资金的支持和亲友们的鼎力帮助下，黄绮琳导演最终以小成本独立制片的方式完成了影片的拍摄。

No.1

真假婚姻角力下的娜拉出走

片名《金都》既可以被看作是对中国香港作为金碧辉煌、繁华奢靡的现代大都市的指涉，也可被理解为创作者有意借以婚宴喜事为主题的金都商场直接点明主旨。

金都商场建成于年代，位于中国香港九龙旺角弥敦道、鸦兰街交界，毗邻港铁太子站及联合广场，占地五层，是一个以婚礼服务为主题的大型购物中心。金都商场提供婚纱礼服租赁、金器珠宝、化妆服务、摄影录影、请帖订制等服务，平民化的价格与品种丰富的喜事用品使得金都商场在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但随着时代变迁，网购的兴起使得这座曾经充满喜庆氛围与市井气息的贸易王国显得格外的落寞。

《金都》的故事就发生于此，女主角张莉芳在好友阿怡的婚纱店帮手，男主角爱德华曾留洋英国学电影，但最终却不得不服膺现实，以婚纱摄影谋生。影片没有以闪回的方式交代男女主角的恋爱缘起，而是直接聚焦这对熬过“七年之痒”的小情侣正打算迈入婚姻生活的关键时刻。然而，平凡而甜蜜的恋爱日常与水到渠成的婚姻计划都被张莉芳十年前的一段“假结婚”往事搅得一塌糊涂，恩爱表象下的裂痕也随之外露。

十年前，为了逃离原生家庭，与朋友们一起在外租房，张莉芳选择了与大陆男人杨树伟办理“假结婚”手续，谁料中介中途被抓，两人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结婚十年，至今没有办理离婚手续。机缘巧合之下，张莉芳与杨树伟重新相遇，为了与男友爱德华顺利结婚，张莉芳决定帮树伟拿下单程证再办理离婚手续。与得过且过、逆来顺受的张莉芳不同，杨树伟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明确的规划，他向往自由，梦想着有一天能在LA定居，对他而言，中国香港不过是经由美国的中转站。

正如斯图霍尔所言“文化身份是在差异中寻找相同，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形成”,在他者（杨树伟）的参照下，张莉芳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爱情与生活，思考婚姻与自由等一系列问题。从影片的呈现来看，在家庭生活中，张莉芳始终处于边缘的位置，不仅在结婚和买房这样的人生大事上没有任何的发言权，甚至在穿衣和养龟这样的芝麻小事上，她也三番两次地被剥夺自由，她从来都是被这对强势的母子裹挟着踉跄前行。

从未有人仔细聆听她的心声，在长此以往的被忽略中，连她自己都习惯了言听计从，独自咽下所有的委屈、不满与心酸。直到杨树伟的出现，在与其交往的过程中，阿芳才逐渐学会反抗爱德华专制保守、大男子主义的行为，也开始反思两人畸形的恋爱关系，甚至慎重考虑结婚的决定。可以说，杨树伟的出现为阿芳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旁观者视角，这一视角一针见血地戳破了那些甜蜜恩爱的假象，暴露潜伏已久的矛盾与问题。

No.2

鸟与龟的隐喻：禁锢与自由

在影片的开头处，阿芳在街角的水族馆看到一只四脚朝天的乌龟，结果却被店家塞了另一只乌龟，阿芳小声地嘟囔了一句“刚刚不是这一只”，但还是买下了乌龟。这个精巧的细节惟妙惟俏地揭示出阿芳被动木讷、逆来顺受的性格，而水缸里的乌龟也成为了阿芳的隐喻，同乌龟一样，她也被围困在金都这个拥挤喧嚣的方寸天地中无法动弹，拼命挣扎试图逃脱四脚朝天的绝境。

爱德华曾经评价阿芳的养龟行为无非是“你成功把它从一个缸困到另外一个缸。”，同乌龟一样，阿芳也经历着数次的迁徙却始终逃脱不出禁锢。青春期的阿芳为了爱情从原生家庭出逃，最终却堕入了“假结婚”的陷阱，导致了自己十年后的婚姻不自由，而与爱德华结婚何尝不是再次主动地步入新牢笼，可以想象，婚后的阿芳会在母子俩的专制统治下艰难喘息，被拘束在狭窄漏水的老屋中辗转反侧。

乌龟成为了阿芳的隐喻，暗示着她无法逃脱的宿命，同时乌龟也成为了压死稻草的最后一根稻草，爱德华母亲不经阿芳的同意擅作主张放生乌龟，阿芳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自由正一步步地被蚕食，于是那些经年累月堆积的不满和委屈一触即发，瞬间引爆了战争。

如果说乌龟代表着禁锢，那么鸟则寄寓着对自由的向往。杨树伟曾经让阿芳尝试亚洲蹲，并在她失败后解释道“世界上只有我们才能这样，因为我们是从一种不会飞的鸟类进化过来，这种鸟特别向往自由”。如果说阿芳是那只被禁锢在四面围墙中的乌龟，那么杨树伟就是那只渴望翱翔蓝天的鸟。

但影片的结尾处却出现了惊人的逆转，向往自由的杨树伟最终却选择了放弃等待多年的单程证，选择与怀孕的女友结婚，而一心渴望结婚的阿芳却在紧要关头选择退缩，按照自己喜欢的模样活着，不再拘泥于世俗的眼光。那么，步入婚姻的杨树伟是否就一定丧失了自由，而出逃家庭的阿芳又是否就一定自由呢？正如影片中杨树伟抛出的那句掷地有声的反问：“你以为不结婚就有自由了吗？”

钱钟书曾说“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婚姻是否真的是爱情的坟墓、自由的枷锁呢？这恐怕也是在导演心头盘踞已久的疑问。

导演曾经在采访中表明自己在拍戏前坚定地认为婚姻代表着不自由，甚至想借由这部电影劝退那些想结婚的人，但随着拍摄的进行，导演对婚姻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我觉得其实所谓自由，您以为结了婚没有自由，但是其实自由这东西不光是跟婚姻有关，也跟你生活有关，或者两者都没关，是你自己一个人怎么去看待生活、怎么去选择。”

简而言之，结婚不一定意味着不自由，而单身也并非自由的代名词，真正的自由应该是指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力，能有自由抉择以怎样的方式活着。读懂了这一层面，自然而然地就理解了电影里杨树伟那句醍醐灌顶的反问，从来都不是婚姻禁锢了自由，而是畏畏缩缩、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的自己漠视了内心感受，遗忘了选择的权力。

有多少人敢于质疑婚姻作为人生必经阶段的合法性？又有多少人是真正地听从内心呼唤步入婚姻的殿堂？所幸的是，阿芳已经作出了属于她的选择，也找到属于她的自由。